对属于理性的工作的那些知识所作的探讨是否在一门科学的可靠道路上进行，这可以马上从它的后果中作出评判。

康德在形而上学上所提出的问题是“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如何成为可能?”，即形而上学怎么是科学的？

如果这门科学在做了大量的筹备和准备工作之后 ，一旦要达到目的，就陷入僵尸，或者，经常为了达到目的而不得不重新回头去另选一条路；又比如，如果那些各不相同的合作者不能像遵守这个共同的目标所应当的那样协调一致：那么我们总是可以确信，这样一种研究还远远没有走上一门科学的可靠道路，而只是在来回摸索。

过往的形而上学陷入了独断论的僵尸状态，要么选择与之相反的独断论，因此应该找到一条科学的可靠之路重新探讨哲学。

而尽可能地找到这条道路，即便有些包含在事先未经深思而认可了的目的中的事情不得不作为徒劳的而加以放弃，这就已经是对理性作出的贡献了。

如果找到了这条路，放弃原有未加审视而形成的论断，也是没有问题的。譬如说，过往形而上学相信理性可以把握自在之物，如今理性不能了，这也并非是损失。

逻辑学大概是自古以来就已经走上这条可靠的道路了，这从以下事实可以看出：它从亚里士多德以来已不允许走任何回头路了，如果不算例如删掉一些不必要的细节、或是对一些表述作更清楚的规定这样一些改进的话，但这些事与其说属于这门科学的可靠保障，不如说属于它的外部修饰。

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是理性的规律，对于他的修饰，并不动摇他的基石性地位。

还值得注意的是，它直到今天也不能迈出任何前进的步子，因而从一切表现看它都似乎已经封闭和完成了。因为，如果最近有些人想要扩展这门科学，于是有的塞进来一章心理学，讨论各种认识能力（如想象力、机智），有的塞进来一章形而上学，讨论知识的起源或根据对象的不同而来的各种确定性的起源（观念论、怀疑论等等），有的塞进一章人类学，讨论偏见（其原因和对付手段）：那么，这就是起因于他们对这门科学的固有本性的无知。

但是总有人意图扩展这门科学，譬如说心理学试图从心理学角度去看待逻辑，这样一来就丧失了逻辑的先天必然性。还有人意图用逻辑学去探讨形而上学，形成了独断论。因此康德把形式逻辑拓展为先验逻辑，先验逻辑是参杂着内容的逻辑。形式逻辑由于不参杂内容，导致独断论者用形式逻辑论证一些形而上学对象的存在。

当人们让各门科学互相跨越其界限时，这些科学并没有获得增进，而是变得面目全非了；但逻辑学的界限是有很确切的规定的，它不过是一门要对一切思维的形式规则作详尽的阐明和严格的论证的科学而已 （不管这些思维是先天的还是经验性的 ，具有什么起源和对象， 在我们内心碰到的是偶然的障碍还是本性上的障碍。 ）

逻辑学、形而上学和心理学等等科学有着各自的界限，不能混淆。逻辑学仅仅是对思维的形式作出阐明，它不涉及内容，因此他不涉及认知的界限。

逻辑学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它的这种长处仅仅利益于它所特有的限制，这种限制使它有权、甚至有义务抽掉知识的一切对象和差别，因而在其中知性除了和自身及其形式之外，不和任何别的东西打交道。

形式逻辑仅仅跟思维的形式有关，因此他要抽象一切认识内容，总之形式逻辑是一切科学的必要条件，但是由于不涉及内容，也就不涉及人类认知的限度问题。

可以想见，当理性不单是和自身、而且也要和对象发生关系时，对于理性来说，选定一条可靠的科学道德当然会更加困难得多；

如果要涉及到经验内容，那么去追问经验内容如何成为可能，发现他的先天结构要比形式逻辑难得多。

因此逻辑学可以说也只是作为入门而构成各门科学的初阶，当谈及知识时，我们虽然要把逻辑学当作评判这些知识的前提，但却必须到堪称真正和客观的那些科学中去谋求获得这些知识

逻辑是认知的入门，在于认知不能自相矛盾，要有自洽性。但是逻辑学本身不能获得知识，真正的知识要有对象，但是逻辑学没有对象。

现在，只要承认在这些科学中有理性，那么在其中就必须有某种东西先天地被认识，理性知识也就能以两种方式与其对象发生关系， 即要么是仅仅规定这个对象及其概念 （这对象必须从别的地方被给予） ，要么还要现实地把对象做出来。前者是理性的理论知识，后者是理性的实践知识。

作为真正的知识，内部必然有先天要素，理性知识只有两种方式与对象发生关系，其一、仅仅规定着对象的和概念。另一方面通过技术手段把对象做出来。

这两者的纯粹部分不管其内容是多还是少，都必定是理性在其中完全先天地规定自己对象的、必须事先单独加以说明的部分，并且不能与那出自别的来源的东西相混淆；

但是无论是理论知识还是实践知识，都有它的先天要素，否则就与经验彻底混淆，知识就无法构成了。因此要把这个纯粹部分提出来专门加以考察。

因为如果我们盲目地花掉我们的收入，而不能在经济陷入困窘以后分清楚收入的哪一部分开销是可以承受的，哪一部分开销是必须裁减的，那就是一种糟糕的经营了。

我们盲目地花着我们的收入，就是说，我们日用先天形式却不知，当有一天我们考察知识，或者说知识遭受怀疑论冲击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哪些是重要的，哪些是次要的，这就是一种糟糕的经营。

数学和物理学是应当先天地规定其对象的两门理论的理性知识，前者完全是纯粹地规定，后者至少部分是纯粹地、但此外还要按照不同于理性来源的另一种知识的尺度来规定。

数学是完全纯粹地规定，是通过先天直观形式（时间和空间），从而具备普遍性。而物理学的定理也是纯粹的，但是他在自然界的具体场合下，会变化出各种具体规律。并且物理学还具备一个经验的尺度。

数学在人类理性的历史所及的最早的时代以来，在值得惊叹的希腊民族那里就已走上了一门科学的可靠道路

数学在古希腊那里，就展现出先天证明和展示普遍原理的道路，因此它是可靠的。我们知道，若说1棵树和一支笔是可以经验到的，但是“1”是无法经验到，他是处于理性的层面。但是“1+1=2”又是普遍可靠的。

但是不要以为，数学就像理性只和自己打交道的逻辑学那样，很容易地一下就走上了、或不如说为自己开辟了那条康庄大道；我倒是相信，数学（尤其是还在埃及人那里时）长时期地停留在来回摸索之中，而这场变革要归功于一次革命， 它是由个别人物在一次尝试中幸运的灵机一动而导致的 ，从那以来人们就不再迷失这条他们必须采取的道路，一门科学的可靠途径就为一切时代、且在无限的范围内被选定并被勾画出来了。

数学和逻辑学不同，逻辑学仅仅通过语言和语法去归纳出形式逻辑的规律。但是数学的原理，包括图形仅仅是头脑里的，是先天的。而在古希腊之外的民族，数学即使发达，也仅仅是止于技术。只有古希腊人把数学提升到一种对先天的探索（譬如说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就是试图论证柏拉图的理念论），因此康德说这是一群有头脑的人灵光一闪的状态。其实，这是因为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差异造成的。

这一比发现绕过好望角的路途更为重要得多的思维方式革命的历史及那位实现这一革命的幸运者的故事，没有给我们保存下来。但毕竟，在第奥根尼·拉尔修流传给我们的传说中，他提到据称是几何学的演证的那些最不重要的、按照常识简直都用不着证明的原理的发现者，这说明，对于由发现这一新的道路的最初迹象而引起的变革的怀念，必定曾对数学家们显得极为重要，因此才没有被他们所忘记。

假如一只羊逃避狼的追捕，位于一个直角三角形的地方，那么他一定走斜边而不是直角边，尽管他没有学过毕达哥拉斯定理。而古希腊人必须要把这个显而易见的事情深究，从而发现了毕达哥拉斯定理，因此这是一场思维方式革命。

那第一个演证出等腰三角形的人（不管他是泰勒斯还是其他人），在他心中升起了一道光明；因为他发现，他不必死盯住他在这图形中所看见的东西，也不必死扣这个图形的单纯概念，仿佛必须从这里面去学习三角形的属性似的，相反，他必须凭借他自己根据概念先天地设想进去并（通过构造）加以体现的东西来产生出这些属性，并且为了先天可靠地知道什么，他必须不把任何东西、只把从他自己按照自己的概念放进事物里去的东西中所必然得出的结果加给事物。

几何学的创建者，他不是专注于某个感性质料，也不是着眼于抽象概念，而是用自己的先天直观形式构造出图像。这样一来，先天的定理和法则成为了规定对象的普遍必然的法则，因此客观法则是由主体构造出来的。而这一点则是古希腊人独有的发现。因此认识对象，实质上是认识自身。

自然科学踏上这条科学的阳关道要缓慢得多；因为这只不过是一个半世纪的事：考虑周全的维鲁兰姆的培根的建议一方面引起了这一发现，另方面，由于人们已经有了这一发现的迹象，就更加推动了这一发现，而这一发现同样也要通过一场迅速发生的思维方式革命才能得到解释。

自然科学更加受制于后天的经验材料，他的原则是从培根开始才得以确立起来，通过经验归纳法，来引导人们如何发现经验规律。但是培根无力回答，通过经验归纳的规律为什么具备普遍性？因此康德认为，需要通过他的先验哲学来解释。

在这里只想讨论在经验性的原则上建立起来的自然科学

一切科学认识都是以主体能动性确立起来的。

当伽利略把由他自己选定重量的球从斜面上滚下时，或者，当托里拆利让空气去托住一个他预先设想为与他所知道的水柱的重量相等的重量时，抑或在更晚近的时候，当施塔尔通过在其中抽出和放回某种东西而把金属转变为石灰又把石灰再转变为金属时，在所有这些科学家面前就升起了一道光明。

康德认为，自然科学家在自然界面前不是获得偶然的启示，而是以自己的假设逼迫自然界回答科学家所提出的问题，从而达成主客体同一和思维和存在的同一。

我在这里不是要精确地追踪实验方法的历史线索，这种方法的最初开端我们也知道得不是很清楚。他们理解到，理性只会看出它自己根据自己的策划所产生的东西，它必须带着自己按照不变的法则进行判断的原理走在前面，强迫自然回答它的问题，却决不是仿佛让自然用襻带牵引而行；因为否则的话，那些偶然的、不根据任何先行拟定的计划而作出的观察就完全不会在一条必然法则中关联起来，但这条法则却是理性所寻求且需要的。

理性不是跟着自然界背后去“发现”自然的奥秘，恰恰相反，是理性拿着自己不变的法则，逼迫，“发明”出自然界呈现出那个样子。在人类早年，确实是一种经验性的认识，因此世界时一种蒙昧的状态。

理性必须一手执着自己原则（唯有按照这些原则，协调一致的现象才能被视为法则），另一手执着它按照这些原则设想出来的实验，而走向自然，虽然是为了受教于她，但不是以小学生的身份复述教师想要提供的一切教诲，而是以一个受任命的法官的身份迫使证人们回答他向他们提出的问题。

理性一手拿着自己的原则，树立目的，通过这些原则，使得现象界协调一致。另一方面，为了自己的目的，设计与之适应的手段，从而“发明”自然的奥秘。

这样，甚至物理学也必须把它的思维方式的这场带来如此丰厚利益的革命仅仅归功于这个一闪念：依照理性自己放进自然中去的东西，到自然中去寻找（而不是替自然虚构出）它单同自己本来会一无所知、而必须从自然中学到的东西。

从自然界获得的经验只不过是先天的东西的一种印证，但是先天形式不是知识，他仅仅是构成知识的要素之一。

自然科学首先经由这里被带上了一门科学的可靠道路，因为它曾经许多个世纪一直都在来回摸索，而没有什么成就。

当理性没有意识到知识的先天形式的时候，就会以为知识来源于后天经验，于是在经验中来回摸索，从而没有成就。只有凭借着假设去质问自然界，逼迫着经验来验证，这才是科学知识得以产生的原因。譬如说，在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的时候，并没有任何经验事实可以验证它，但是这是可靠之路，而绝非跟着自然界后面去发现他的奥秘。

形而上学这种完全孤立的、思辨的理性知识，是根本凌驾于经验教导之上的，亦即是凭借单纯的概念的（不像数学是凭借概念在直观上的应用的），因而理性在这里应当自己成为自己的学生。

形而上学试图脱离经验指导，走向超验领域，形而上学试图破解纯粹理性（如实体观念）去思考超验对象，成为了孤立的思辨理性知识。他和逻辑学不同，逻辑学只是科学知识的必要条件。也与数学不同，属性是需要构造一个直观对象的。但是形而上学（如上帝、实体）没有直观，是理性凭空建立起来的，他以自身来作为自己的根据。

对于这个形而上学来说，命运还至今没有如此开恩，使它能够走上一门科学的可靠道路；尽管它比其他一切科学都更古老，并且即使其他的科学全部在一场毁灭一切的野蛮的渊薮中被吞噬，它也会留存下来。

形而上学没有走上一条正确的道路，但是他又是一切知识的根基，作为一种自然倾向，形而上学不会毁灭。

因为在形而上学中 ，理性不断地陷入困境，甚至当它想要（如同它自以为能够的）先天地洞察那些连最普通的经验也在证实着的法则时也是这样。

理性意图讨论超验对象，认为那是他的认知限度之内的，实际上，理性陷入了不可摆脱的困境。理性无法解释后天经验的普遍性，因此理性哲学家无法抵挡怀疑论的质疑。

在这里，人们不得无数次地走回头路，因为他发现，他达不到他所要去的地方，至于形而上学的追随者们在主张上的一致性，那么形而上学还远远没有达到这种一致，反而成了一个战场，这个战场似乎本来就是完全为着其各种力量在战斗游戏中得到操练而设的，在其中还从来没有过任何参战者能够赢利哪怕一寸土地，并基于他的胜利建立起某种稳固的占领。

传统形而上学是一种独断论，因此人们并不信服形而上学，从而无数走回头路。而形而上学内部，经验论、唯理论、唯心论和唯物论又在不断厮杀，无法达成一致，因此形而上学势必陷入困境。但是同时他又为批判哲学奠定了基础。

所以毫无疑问，形而上学的做法迄今还只是在来回摸索，而最糟糕的是仅仅在概念之间来回摸索

传统的形而上学，仅仅在琢磨概念之间的关系，而无视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由于缺失了这一维度，导致他们没有任何结果可言。

那么， 在这方面还未能发现一门科学的可靠道路的原因何在呢？难道这条路是不可能的吗？大自然究竟通过什么方式使理性沉溺于这种不知疲倦的努力， 要把这条道路当作自己最重要的事务之一来追踪呢？更有甚者 ，如果理性在我们的未知欲的一个最为重要的部分不仅是抛开了我们，而且用一些假象来搪塞并最终欺骗了我们，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来信任我们的理性！

首先，他问，为什么形而上学没有走上康庄大道？形而上学这条路是不是本身就是不可能？理性为什么甘愿受骗，走上一条虚假之路？我们有什么理由相信自己的理性？

要么，这条道路只是至今没有达到；我们又可以凭借什么征兆来对下一次的探求充满希望，认为我们会比在我们之前的其他人更为幸运呢？

但是我们仍然充满希望，或者说我们不得不充满希望，因为它关系到人类自身。我们必须改弦更张重新思考形而上学。

哥白尼革命：

我不能认为，通过一场一蹴而就的革命成为今天这个样子的数学和自然科学，作为范例，也许应予以充分注意，以便对这两门科学赖以获得那么多好处的思维方式变革的最基本要点加以反省，并在这里至少尝试着就这两门科学作为理性知识可与形而上学相类比而言对它们加以模仿

前面所说，科学走上了一条可靠之路，原因在于，他不是跟着自然界后面，而是主动地逼问自然界，因此他为我们建立起科学的形而上学奠定了一个典范。

向来人们都认为，我们的一切知识都必须依照对象；但是在这个假定下，想要通过概念先天地构成有关这些对象的东西以扩展我们的知识的一切尝试，都失败了。因为我们不妨试试当我们假定对象必须依照我们的知识时，我们在形而上学的任务中是否会有更好的进展。

过往哲学都是假定一个客体，让主体符合客体为真。但是所设置的客体又是一个形而上学对象，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尝试一下，让客体符合主体呢？

这一假定也许将更好地与所要求的可能性、即对对象的先天知识的可能性相一致，这种知识应当在对象被给予我们之前就对对象有所断定

知识的先天性，意味着人类在经验以先（是逻辑意义上的在先）就被规定好了，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但是先天形式还不是对象，而需要对象给予给我们。但是先天形式却是对象被给予给我们的条件，这就叫做哥白尼的革命。

这里的情况与哥白尼的最初的观点是同样的，哥白尼在假定全部星体围绕观测者旋转时，对天体运动的解释已无法进行下去了，于是他度着让观测者自己旋转，反倒让星体停留在静止之中，看看这样是否有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现在，在形而上学中，当涉及到对象的直观时，我们也能够以类似的方式来试验一下。

哥白尼式革命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范式革命，康德的先验哲学也是一种范式革命。

如果直观必须依照对象的性状，那么我就看不出，我们如何能先天地对对象有所认识；但如果对象（作为感官的客体）必须依照我们直观能力的性状 ，那么我倒是完全可以想象这种可能性。

如果是主体符合客体，那么无从拿出标准来判断知识的普遍性，只有反过来，让客体符合主体，再去从主体之中找寻知识的存在之因，才有可能。

但由于要使直观成为知识就不能老是停留于它们之上，而必须把它们作为表象与某个作为对象的东西相关联并通过那些表象来规定这个对象，所以我可能要么假定，我用来作出这种规定的那些概念也是依照该对象的，这样一来，我如何能先天地对它知道些什么这样的问题就使我又陷入了同一个困境；

前面所说的是直观，直观还不是知识，只有上升到知性，让概念把杂多表象整合为对象。我们就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概念是符合表象的，另一种是让表象符合概念，只有后者才能为知识奠定基础。

要么，我就假定诸对象或者，这是一样的，诸对象（作为被给予的对象）唯一在其中得到认识的经验，是依照这些概念的，这样我马上就看到了一条更为简易的出路，

此时对象不是自在之物，而是被主体构造出来的“对象”，他是可知的，而自在之物是不可知的。

因为经验本身就是知性所要求的一种认识方式，知性的规则则必须是我还在对象被给予我之前、因而先天地就在我心中作为前提了，这个规则被表达在先天的概念中，所以一切经验对象都必须依照这些概念且必须与它们相一致。

教研室知性所要求的认识发生，知性认识对象必须以经验的方式，但是知性在未经验之前又已有先天规则提出这一要求。

至于那些仅仅通过理性、也就是必须地被思考，但却完全不能在经验中被给出（至少不能像理性所设想的那样被给出）的对象，那么对它们进行思考的尝试（因为它们倒是必定可以被思考的）据此就成了一个极好的试金石，用来检验我们认为是思维方式的改变了的方法的东西，这就是：我们关于物先天地认识到的只是我们自己放进它里面去的东西。

我们是在先天意义上，首先对物进行认识，然后用先天范畴去统摄后天经验，正是由于先天认识，才使得经验对象成为经验对象，否则他只是一大堆杂多表象。只有主动地建立对象，才能认识对象。

所以这个模仿自然科学家的方法就在于：在可以通过一次实验加以证实反驳的东西里寻找纯粹理性的诸要素。

我们不能认识自在之物，只能认识到我们预先放在对象的东西，我们就能找到纯粹理性的诸要素。即在一切经验知识之中寻找先天条件。

现在，在检验纯粹理性的诸原理时，尤其是当它们冒险超出可能的一切界限时，就不可能（像在自然科学中那样）对理性的客体作出任何实验：

哲学家需要考察的是纯粹理性，当他考察纯粹理性，就会发现理性有一种形而上学的倾向，试图超出经验的限制，当他运用在超验领域，他就无法作任何实验了。但是马上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你探讨“纯粹理性”，纯粹理性本来是构成你认识的必要条件，但是你现在去探讨他，他又成为了你的对象，这不是一种互相纠缠的状态吗

因此对于我们先天假定的那些概念和原理所能做的只是 ，把它们如此这般地加以安排， 使我们能够从两个不同的方面来看待这些对象 ，即一方面看作对经验而言的感官和知性的对象，但另方面却又看作仅仅是我们思维的对象，它充其量是对于孤立的、推进到超出经验界限以外的理性而言的。

所以，当我们探讨纯粹理性的时候，一定要清楚，不要试图获得纯粹理性的知识，那样就推倒超验领域，从而陷入矛盾。

既然现在的情况是，如果我们从这种双重的观点来考察事物，就会和纯粹理性的原则相一致，但从单方面的观点看就会产生理性与自身的不可避免的冲突，那么这个实验就判定了那种区分是正确的。

如果我们把先验现象当成经验现象，就会忽视他的先验成分，把先验对象看成是超验对象。如果我们把先验对象当成可知的，就会把它当成自在之物（比如说，先验自我是先验性的，但是如果你把先验自我当成对象去考察，把实体这个范畴非法用于他，就会产生心灵实体的“知识”，产生幻象）

总之，理性是凭借自己自发的动能性和先天性，首先提出一个先验对象概念，然后再在经验中使它成为一个经验对象的，而这两个步骤在一个知识中是既不可分离也不可混为一谈的。我们不能把一个先验对象本身脱离经验而当作一个对象来认识，我们也不可能把一个经验对象中的先验成分加以取消而获得经验知识，我们只有把它们清楚地区分开来，然后再按照它们各自的特点将它们结合起来，才能构成知识。